摘要：任何人不得在投票点或者投票点附近佩戴竞选徽章、标志牌或者其他标志物，或者向他人提供上述标志物。 ...
第三，要区分行政批示与行政意见。
[78]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理解国务院的职权立法就成为处理立法权限争议的关键所在。[20] (二)何为最高：权力单元的封闭性与开放性 1.最高的两层含义 首先，对内具有决策的终局性。
宪法第3条如何与国家机构部分的诸多条款发生勾连？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统摄及规范日常的权力配置实践、能否对权力配置争议的解决提供足够的规范依据和原则指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否包含着更多对具体权力配置产生实质影响的结构和机理？通说之外，能否借助更为精细的解释学作业进一步获取权力结构和分权机理的共同元素，以增强其对权力配置具体实践的解释力和规范性？ 本文试图超越宪法第3条的通说径路，通过抽取宪法规范中的一些共同要素，并结合立法和权力配置个案，重新组装起足以表征我国国家权力横向配置规律与特征的共同规范结构，以期深化和丰富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解。[56]由此可见，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职权的配置是建立在权力分工基础之上的。[15]参见张友渔：关于修改宪法的几个问题，《法学研究》1982年第3期，第3页。当然，现行宪法也并未完全将双重角色的逻辑贯彻始终。以中央层级为例，作为常设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的关系最为紧密，双方存在着多种形式的合作关系。
例如，近年来设立的、未经立法确认的新型法院(如互联网法院)的合法性是存疑的。其一，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的组织由法律创设。根据《规定》第11条的规定，政府信息公开侵犯原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确认违法，并可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损害的，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有学者以《条例》的规定为基础，将政府信息公开原则扩充为：公正、公平、便民原则、及时准确原则、保障公共利益原则。1.科学处理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应当坚持明确类型化的改革方向，将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相分离，根据其各自的特点分别架构相应的审理规则。根据《意见稿》第14条的规定，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稳定、信息安全等范围的界定依然不够确定，进而使得公开原则难以保障。
即在信息公开诉讼中原告实质性胜诉的，法院可以要求联邦政府为原告支付合理的律师费和其他诉讼支出，行政机关为原告支付的诉讼费用要从其自己的预算账户中支付，这是对败诉机关的经济惩罚。《规定》第5条较为详细地规定了七种情形下的举证规则，相较于《条例》，可以说已经是比较全面具体了。
关于不公开的事项，一般都采用排除列举的方式，如美国《信息自由法》规定了9项例外条款，这些条款大多数是较为含糊笼统的规定，面对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内部信息、讨论性信息、个人隐私等不确定概念，法院在司法中承担着解释法律的重要职能。‘过程性这一概念并未准确反映这种信息的本质, 应以‘未制成代之。这一问题的焦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原告的认定应否受行政诉讼原告认定标准的约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关乎当事人的利益，应当向社会公开，不属于内部信息的范围。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对于预防腐败，防止行政权力的异化具有积极功效，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柄预防腐败的制度抓手。[34]根据《条例》第23条、《规定》第1条第1款第3项，第三人有获得征求意见、得到通知、提起诉讼等权利。[4]参见余凌云：《政府信息公开的若干问题基于３１５起案件的分析》，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4期。[38] 2.扩展权利保护的内容和方式。
[20]参见王猛：《民事诉讼滥诉治理的法理思考》，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5期。[3]三是《规定》施行至今。
综观我国《条例》的规定，虽然对公开的范围、方式、救济途径等内容做了规定，但是，由于不公开事项的规定过于抽象，从而出现了理念上公开，但实际效果上是否公开仍由行政权控制的局面。[35]参见吴宏文：《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及反信息公开权》，载《人民司法》2010年第8期。
从前述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案件的特点来看，国土、规划、拆迁等领域的案件较为集中，而这些领域恰恰是最容易滋生腐败行为的。[14]参见王振清：《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原告资格问题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13页。1.被告重新作出结果难以有效监督。[29]有的学者引入证明责任分配规范说来厘清政府信息不存在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误区，并且指出，政府信息不存在纠纷的大量出现主要源于我国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不足：落实并强化信息不存在答复说明理由制度，转换答复措辞，用信息未搜寻到替代信息不存在，完善档案文件管理机制等配套制度意义重大。[36]参见李广宇：《反信息公开行政诉讼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07年第8期。有学者认为，《条例》拓展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和范围,但这种拓展本身是有限度的,不能脱离开现行制度、环境以及法治发展阶段而无限制扩大。
另一方面，这是《行政诉讼法》12条第2款规定的特别情形。外部而言，2001年中国入世，在透明度原则的要求下，政府信息公开的压力倍增。
并由过错方承担对方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信息公开义务主体自我纠错、自我约束、自上而下的内部救济日趋成熟。
其中，新收行政一审案件220398件，上升55.34%。杨红，法学博士，甘肃政法学院教授。
由此可见，自2008年《条例》实施至2015年5月1日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实施，这一期间，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已经将政府公开信息这一事实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而且，随着《规定》的实施，这种救济的范围、方式都在不断地拓展。[49]第二，保障原告申请法院调取证据的权利。并就过程性信息、刑事侦查信息、党务信息、行政协议信息是否属于《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进行了比较分析。[37]参见杨红：《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
《条例》在规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时，并没有将合法权益局限在人身权和财产权方面。虽然我国《条例》尚未明确规定知情权，但是，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趋势看，解决政府信息公开纠纷的核心在于审查信息是否应当公开，而不宜纠结于申请人的资格、原告的资格等问题。
[3]参见赵正群、董妍：《中国大陆首批信息公开诉讼案件论析（2002——2008）》，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6期。2017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这一文件在强调保护诉权的同时，特别强调正确引导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严格规制恶意诉讼和无理缠诉等滥诉行为。
例如，印度信息公开法明文排除了司法审查，由信息委员会作出最终处理决定。[5]与此同时，诉权的规范与保障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公开推定原则是与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相关联的司法审查方法，其核心内涵是：推定政府机关在无法充分举证，证明信息属于免除公开情形时，将政府信息一律予以公开。针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立法起步晚，制度建设不够完善的现状，学界通过介绍和比较相结合的方式，对于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信息自由法律制度进行了持续地关注和研究，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参考。[41]有学者通过对美国信息公开诉讼审理标准的分析得出，在过去的30多年中，美国法院依据《信息自由法》撤销行政决定的比率约为10%，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法院大量的尊重行政机关的专业认定，基于司法经济的考虑，排斥适用《信息自由法》。通过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可以发现直接提起诉讼的比例较高，但有六成的案件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裁量答复，而答复的结果又难以予以有效的监督，这样就可能出现二次诉讼的后果。
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政府信息公开十大典型案例中，有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案件各1件，但在这两例案件中，第三方均未提出异议，因此，案件本身反映不出有反信息公开的诉求。[9]参见杨登峰：《论过程性信息的本质——以上海市系列政府信息公开案为例》，载《法学家》2013年第3期，第40页。
有的学者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申请人资格分为有限制模式和无限制模式，并且指出，信息公开发展不够充分的国家和地区多采用限制模式，我国目前对申请人的资格进行限制是过渡阶段的表现，随着公开原则的确立，知情权的明确，司法救济独立性的增强，申请人资格将逐步解除限制。[43]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融合了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的特性，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行政诉讼，其制度建构应体现这一诉讼类型的特点。
有学者通过对16个国家信息公开权利救济的梳理，得出的结论是：在早期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中，对信息公开权利的救济以司法救济为主。[15]有的学者针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原告资格的争议，以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判断基准为分析框架，在知情权应当受保护的论证基础上，就不同类型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起诉人的条件进行了分析。
